在上海这座不夜城里,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霓虹,外滩的钟声在夜空中回荡,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流光溢彩的陆家嘴,是便利店门口排队买关东煮的年轻人,是写字楼里敲击键盘的白领,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,有一群人,他们沉默地穿行于弄堂与高架之间,用汗水丈量着这座城市的温度,他们,就是上海送水工。
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,水是自来水管里哗哗流出的清澈液体,是几块钱一桶的便利,但对于送水工老陈来说,水是40公斤的沉重,是每天往返几十公里的奔波,是汗水浸透后发硬的迷彩服。
老陈的一天,通常是从清晨五点开始的,当这座城市还在沉睡,空气里还带着夜晚的凉意时,他已经骑着那辆有些年头的电动车,载着满满一车纯净水,穿梭在早高峰的街道上,他的车斗里装着十几桶水,车身压得低低的,轮胎在柏油路上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
“上海的水,是这座城市的心跳,但送水工,是这心跳背后的脉搏。”老陈常这么说。
送水工的工作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简单,在上海,高楼林立,电梯普及,但这并不代表轻松,老陈的辖区里,有一半的小区是建于上世纪的老弄堂,没有电梯,楼层从4楼到7楼不等。
那天中午,太阳毒辣,老陈接到了一个单子,在静安区的一栋老公房,7楼,没电梯,客户是个年轻姑娘,电话里语气有些急促:“师傅,能不能快点?家里停水了。”
老陈没有多话,只是“好嘞”两个字挂断了电话,到了楼下,他熟练地将两桶水扛在肩上,一手扶着,一手抓着楼梯扶手,7楼,二十多级台阶,对于常人来说,走几步就到了,但对于扛着40公斤重物的人来说,每一步都是对膝盖和腰背的考验。
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进眼睛,蛰得生疼,他只能眯着眼,嘴里喘着粗气,脚步沉重而缓慢,每上一层楼,他都要停下来,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脸,再拧一拧衣服上的水珠,到了7楼门口,姑娘开门接水,看着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的老陈,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师傅,不好意思啊,这么热的天,麻烦您了。”
老陈憨厚地笑了笑,把水桶摆好,垫上防滑垫,没多说什么,转身就走,在他看来,这是他该做的,在上海,他学会了在喧嚣中保持一种职业性的沉默,他不问客户是谁,不问客户住哪里,只管把水送到,摆好,转身离开。
送水工的生活,是孤独的,中午吃饭时,老陈通常是在路边的小面馆,点一碗大排面,加个蛋,他吃得很快,因为店里人多,他还要赶下午的活,吃完饭,他坐在马路牙子上,看着车水马龙,点一根烟,看着远处的高楼发呆,那一刻,他既不属于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,也不完全属于他那个狭小的出租屋,他只是一个过客,一个为了生计在城市里搬运水源的过客。
到了晚上,是送水工最忙的时候,写字楼里的订单如雪花般飞来,在写字楼的电梯里,老陈经常会被挤在角落里,周围是穿着精致西装、喷着香水的人,他身上却有着淡淡的机油味和汗味,电梯里很安静,没人看他,但他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疏离感。
有一次,一位先生让他帮忙把水送到15楼,老陈看了看电梯,叹了口气:“不好意思啊,我没电梯,得爬上去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