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初到汶川时，映入眼帘的并非我想象中那种凄凄惨惨戚戚的废墟景象，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苍翠，这里的山太高，云太低，连呼吸都似乎带着一种稀薄而清冽的寒意，真正让我意识到“支教”二字的重量，... 初到汶川时，映入眼帘的并非我想象中那种凄凄惨惨戚戚的废墟景象，而是一片层峦叠嶂的苍翠，这里的山太高，云太低，连呼吸都似乎带着一种稀薄而清冽的寒意，真正让我意识到“支教”二字的重量，并非来自那壮阔的山景，而是来自这大山深处最真实、最粗砺的生活。
在汶川支教的这段日子，剥离了网络上那些滤镜下的“诗与远方”，展现在我面前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、甚至有些笨拙的现实。
环境的“硬着陆”，我住的是学校里的一间旧宿舍，墙皮斑驳，窗户玻璃上贴着几张早已泛黄的报纸来挡风，这里的冬天来得格外早，没有暖气，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蜂窝煤炉子，每到夜晚，煤烟味混合着潮湿的泥土气息，便充斥着整个房间，高原反应时常光顾，让人在深夜里头痛欲裂，难以入睡，最艰难的是洗澡，有时候为了洗上一次热水澡，需要去几公里外的镇上排队，那种等待的焦灼和身体的疲惫,是每一个支教老师必须经历的考验。
比物质匮乏更让人触动的是这里的孩子。
我的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，父母远在沿海的工厂打工，一年甚至几年才回来一次，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沉默，记得第一次家访，山路崎岖难行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里，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，到了学生家里，迎接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奶奶，孩子的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，几张旧桌子拼凑成饭桌,唯一的电器是一盏昏黄的灯泡。
当孩子怯生生地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塞进我手里时，那一刻，我鼻头一酸，他们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有这座大山；但他们的眼睛却很大，大得装满了对山外世界的渴望，在课堂上，他们听不懂普通话的某些发音，就一遍遍重复，直到口干舌燥；放学后，他们会围着我问东问西，问我城市的地铁是不是像动画片里那样跑得飞快,问我穿不穿裙子。
这种渴望是如此炽热，让我既感到欣慰，又感到深深的自责，欣慰的是，我能成为他们通往外界的窗口；自责的是，我手中的这点知识，对于他们改变命运的渴望来说,实在是太微薄了。
支教的生活是枯燥的，也是充实的，每天清晨，伴着山间的鸟鸣起床，走过布满露水的操场，开始一天的备课，白天，我在讲台上努力地用语言描绘大海和星空；晚上，我在昏黄的灯光下批改那一本本字迹歪歪扭扭的作业，闲暇时，我喜欢独自坐在操场边的石头上发呆，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山谷,看着山里的炊烟袅袅升起。
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繁华，时间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，这种缓慢，让人得以静下心来思考：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或许，我们无法改变大山的封闭，无法立刻带走所有的贫困，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热情,去点燃他们心中的一盏灯。
这段在汶川支教的经历，是我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它教会了我坚韧，教会了我感恩，更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，那些在风雪中行走的脚印，那些孩子纯真的笑脸，那些在深夜里敲击键盘的声音,共同交织成了我生命中最真实的篇章。
当离别的那一天终于来临，我没有想象中的哭天抢地，我只是静静地收拾好行囊，最后一次走过那条长长的山路，回头望去，群山依旧沉默，云雾依旧缭绕，但我知道,这里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这便是汶川支教的真实生活——有苦有累，有泪有笑,却因那份纯粹而变得无比珍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