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,陶渊明（陶潜）是那个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隐士，是那个把酒赏菊、不问世事的诗人，当我们拨开千年的文学滤镜，去审视陶渊明真实的农村生活时，会发现那并非全是诗...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,陶渊明（陶潜）是那个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隐士，是那个把酒赏菊、不问世事的诗人，当我们拨开千年的文学滤镜，去审视陶渊明真实的农村生活时，会发现那并非全是诗情画意，而是一幅混合着泥土芬芳、汗水、贫穷与精神自由的生动画卷。
陶渊明的农村生活,始于一次决绝的“归去”。
东晋末年,政治腐败，门阀制度森严，作为彭泽县令的陶渊明，在仅任了八十多天便面临“束带见督邮”的屈辱时，毅然选择了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他解下官印，脱下官服，回到了家乡柴桑的农村，此时的他，并非是为了享受隐居的清名，而是为了保全人格的尊严。
回归后的生活,首先摆在面前的，是生存的挑战。
陶渊明并非世家大族中可以“坐而论道”的隐士，他回归后实际上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农民，在《归园田居》中，他写道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”这句大白话极尽真实地描绘了他的农事能力——他并不擅长耕作，在烈日下，他挥舞锄头，面对杂草丛生的豆田，显得力不从心，这里的“真实”，没有“带月荷锄归”的浪漫剪影，只有笨拙的劳作和收获的微薄。
真正的农村生活远不止于耕种,陶渊明的居住环境可以用“简陋”来形容，他曾在诗中自嘲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，房屋破旧，甚至“夏月虚闲，高卧北窗之下，清风飒至，自谓羲皇上人”，这种“虚闲”建立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，他的衣服经常破旧，甚至到了冬天还要向邻居借御寒的衣物，据史料记载，他晚年甚至不得不依靠乞食度日，写下《乞食》一诗：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……感子漂母惠，愧我非韩才。”这种赤裸裸的生存窘迫，让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真实的民间疾苦。
但陶渊明的农村生活,又绝不仅仅只有苦难。
在柴桑的乡间,他有着独特的社交圈，他不是那种与世隔绝的怪人，而是与农人、樵夫、渔父往来，他好酒，甚至到了“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”的地步，在真实的农村里，他常常因为贫穷而借酒消愁，或者因为遇到知音而痛饮。
更重要的是,他找到了内心的“自洽”，他在《饮酒》中写道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这种精神上的超脱，是他农村生活的核心，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功名利禄，不再为复杂的官场关系所累，哪怕是住在泥泞的田埂边，也能看到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的美景。
陶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