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腊月二十九,日头还没完全爬上来，空气里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炸丸子、腊肉和廉价烟草的味道，这是北方小城特有的年味，粘稠、厚重，让人透不过气，却又离不开，我拖着行李箱推开家门的时候,... 腊月二十九,日头还没完全爬上来，空气里就已经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炸丸子、腊肉和廉价烟草的味道，这是北方小城特有的年味，粘稠、厚重，让人透不过气，却又离不开。
我拖着行李箱推开家门的时候,母亲正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拿着锅铲，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，看到我，她手里的锅铲顿了顿，脸上那种紧绷的焦虑感瞬间松懈下来，变成了那种混合了惊讶和埋怨的复杂表情。
“怎么才回来？路上堵不堵？鞋都脱哪去了？”
我放下箱子,换上拖鞋，把围裙递给母亲：“妈，我回来了，路上还好，没堵。”
“好个屁，我刚才看导航，全程红色。”母亲接过围裙系在腰上，转身又冲进厨房，“你爸呢？”
“在屋里看电视，估计又在看那什么抗日神剧，声音开得震天响。”
这就是我过年的常态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重逢，也没有什么感人肺腑的对话，只有琐碎、重复，以及一种名为“团圆”的惯性。
午饭是饺子,母亲包的饺子，个头总是比超市买的要大一圈，皮薄馅大，咬一口能流油，父亲坐在餐桌对面，剥着花生，电视里放着不知名的综艺，笑声从扬声器里传出来，显得有些失真。
“今年工作怎么样？”父亲突然开口，语气平淡，像是在问今天的天气。
“还行，混口饭吃。”我夹起一个饺子，蘸了蘸醋，“你呢？身体怎么样？”
“老样子，老样子。”父亲笑了笑，把剥好的花生米放进我碗里，“吃，多吃点，在外面吃不到这么好的。”
其实我知道,父亲身体最近不太好，腰疼得厉害，但他从来不说，在这个家里，我们都在假装一切都好，假装生活没有裂痕，假装我们依然是那个无忧无虑、无所不能的普通人。
下午的任务是贴春联,我和父亲站在梯子上，父亲负责扶梯子，我负责贴，胶水在冬天的空气里冻得硬邦邦的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揉软。
“你看这字，歪了。”父亲指着春联的右下角。
“没歪，没歪，这就叫艺术。”我用力按了一下，胶水蹭到了手上，黑乎乎的。
父亲没再说话,只是默默地把梯子往上挪了挪，调整了一个角度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父亲其实是在教我怎么贴春联，就像小时候教我拿筷子一样，他依然是我世界里那个无所不能的英雄，哪怕他的手已经不再有力，哪怕他的腰已经弯得像个问号。
傍晚的时候,亲戚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来拜年，门铃声此起彼伏，像是某种催促的信号，茶几上摆满了瓜子、糖果和早已准备好的香烟，我不得不换上那套买来只穿过一次的西装，脸上挂着练习过无数次的微笑，听着七大姑八大姨的唠叨。
“听说你还在那个公司待着呢？工资涨了吗？” “找对象了吗？隔壁王阿姨的女儿可漂亮了……”
我机械地回答着,应付着，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，天色渐暗，远处的楼房里亮起了零星的灯火，我想起我在城市里的出租屋，想起那杯永远温不到口的速溶咖啡，想起那些独自加班的夜晚。
但在这个狭小的客厅里,在父母殷切的目光中，这些疲惫似乎都被暂时折叠了起来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吃着瓜子，聊着家长里短，假装这就是生活的全部。
夜深了,亲戚们散去，客厅里一片狼藉，满地瓜子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