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凌晨四点,城市的霓虹灯刚熄灭，我已经醒了，在这个城市里,我是个隐形人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住址，只有这个用来装故事的、缺了口的瓷碗，闹钟还没响，但我习惯性地摸了摸枕头边——那里没有手机... 凌晨四点,城市的霓虹灯刚熄灭，我已经醒了。
在这个城市里,我是个隐形人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住址，只有这个用来装故事的、缺了口的瓷碗，闹钟还没响，但我习惯性地摸了摸枕头边——那里没有手机，只有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。
起床,刷牙，洗脸，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有些凉，但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刺骨的感觉，这十年，我就像这水一样，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流动，寻找着温度。
我的“工作”开始得很早，走到十字路口，找一个背风、人流量大的位置，把那个破碗放在地上，再拿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棍抵在碗底，发出“哐当”一声脆响，这声音是信号，告诉路过的行人：我来了，我需要帮助。
讨饭也是一门技术活。
我观察过每一个路过的人,那个背着双肩包、眼神疲惫的白领，他看起来也很累，但他的钱包鼓鼓的，那是他的生存成本，我不忍心去碰；那个提着菜篮子的大妈，她手里的菜都要买两斤肉了，我也只能干瞪眼。
真正落难的时候,是那个穿着校服的小学生，他手里拿着两块钱，犹豫了一下，放进了我的碗里，那一瞬间，硬币的重量压得我心头一颤，我冲他喊了一声“谢谢”，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，那两块钱，比我今天讨到的任何钱都让我觉得沉重，因为那不是施舍，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——希望。
但我必须坚强,在街头，软弱是致命的，隔壁摊位的大强，因为腿脚不便被保安推搡，他不敢还手，只能缩在角落里哭，我走过去，递给他半瓶水，低声说：“忍着，哭也没用，越哭他们越欺负你。”
我们要饭的圈子很小,大家像是一家人，又像是仇人，为了抢一个好位置，大强和我昨晚差点打起来，但今天早上，看到他腿上淤青的痕迹，我还是把唯一的两个肉包子留给了他，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狼群，在人类的目光中苟延残喘。
中午的时候,太阳毒辣，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但我不能动，一旦放下碗，就没有人会把钱放回去了，我盯着来往的脚尖，看着皮鞋、运动鞋、高跟鞋从眼前掠过，有的匆匆忙忙，有的步履从容。
有人骂我：“装什么可怜，真恶心。” 有人无视我，像看一块石头。 也有人给我一块钱，连头都不抬。
我学会了不再辩解,辩解是多余的，因为在这个看脸、看钱的社会里，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原罪，我只是一具行走的躯体，一个用来接收善意的容器。
下午三点,是最难熬的时候，我的手开始发抖，那是风湿病犯了，我缩了缩袖子，看着手腕上那道深褐色的伤疤——那是两年前为了抢一个乞丐的碗，被人用刀划的，那时候我以为那是江湖义气，现在才明白，那只是弱肉强食。
黄昏降临,城市的喧嚣逐渐掩盖了我的存在，我收拾起我的碗和棍子，准备去公园的长椅上过夜，路过垃圾桶时，我翻找着有没有被人丢弃的半个馒头，那是我一天中最奢侈的时刻，虽然冷硬，虽然带着馊味，但那是实实在在的粮食。
我蹲在垃圾桶旁,狼吞虎咽地吃着。
旁边一对情侣走过,男生嫌弃地捂住鼻子，女生拉着他快步走开，我咽下最后一口馒头，擦了擦嘴角的油渍，站起身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。
我不恨他们,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，他们的苦在心里，我的苦在身上。
回到公园,大强已经睡下了，我躺在长椅的另一头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我想家，想那个北方的小村庄，
